1953年3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图书《眼底病图谱（上册）》，由安徽医学院院长张锡祺教授编著，全书七万多字，插图一百余幅。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的眼底病图谱，也是张锡祺教授多年的心血之作。
图为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眼底病图谱（上册）》
1898年，张锡祺出生在泉州市惠安县，后辗转到台湾读小学、日本读中学，又考上了日本千叶医科大学。1927年底，张锡祺从千叶医科大学毕业，在台湾高雄创立光华眼科医院。因台湾当时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光华”二字寓意光复中华。医院开设不久，张锡祺便加入了“反帝同盟”，积极参加台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1930年8月，为避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张锡祺夫妇带着家人几经周折来到上海，在四川北路开了一所眼科医院，院名仍是“光华”。
图为青年时期的张锡祺教授
开办医院的同时，张锡祺受邀兼任上海东南医学院的眼科教授，光华眼科医院也就成了学生的实习医院。张锡祺专业造诣极深，不管是授课还是带学生实习都非常认真。
图为上海光华眼科医院
图为东南眼科同学会第十次大会合影（前排居中者为张锡祺教授）
top1体育国际档案馆藏中有一份学生胡献可的手稿，详细描述了恩师治学严谨，医德高尚的可贵品质，“……课堂授业，板书频繁，分秒必争，一堂课下来满身粉尘；手把手教学，从擦沙眼到内眼手术，循序渐进。积极让同学去光华眼科医院实习，千方百计地使那些自愿学眼科的同学毕业之后，就可熟练地胜任眼科住院医师工作。东南以眼科出众，皆恩师之功也。”“总是耐心向患者讲解病情，遇到穷困的患者，常常解囊相助，急人之所急。”
图为1930年张锡祺教授手稿
图为top1体育国际档案馆藏《胡献可手稿：追忆恩师张锡祺同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南医学院时任院长郭琦元和副院长汤蠡舟带领部分师生奔赴前线。张锡祺则临危受命，先是组建校务管理委员会，后担任院长，全力维系学校办学。他将光华眼科医院的收入悉数交给东南医学院作为办学经费，直到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内迁安徽，张锡祺又将光华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他被东南医学院的学生们尊称为“东南之父”。
张锡祺从医多年，治病救人无数，在教学和医疗时，所参考的眼底病图文资料都是用外国人的图谱。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完全采用本国的材料，编成一部民族的、科学的眼底病图谱，以供临床诊断参考与形象教学之用。他常常对学生说：“我们要有志气，为中华民族在科学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而奋斗。我们国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我们就不能积累一些病例资料？今后眼科的学术资料，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让我们的眼科学术水平，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
图为《眼底病图谱（上册）》张锡祺所作序言
他从积累了二十多年的临床实例中，选定适当的病例，在上海美术学校请了一位顾延康画家，以一张图一担米的高价，绘制成一百余幅图片。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时局动荡，张锡祺没有条件出版书籍。
1955年，在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大力支持下，这部《眼底病图谱（上册）》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顺利出版，以迎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1957年，张锡祺在坚持繁重的行政、教学、医疗工作的同时，又拖着病体完成《眼底病图谱（下册）》的编著。
《眼底病图谱》是我国第一部眼底病专著,出版后被翻译成10种文字，并被国家选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本好图书。1956年，该书被选送参展莱比锡万国博览会,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国外人士赞叹：“中国竟有这么好的东西！”这本书还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眼科学教材。张锡祺也被公认为研究中国人眼底病学的奠基人之一。
1960年，张锡祺因积劳成疾逝世，夫人马绩及女儿张秀莲将300余张眼病图谱的原件和遗稿全部交给安徽医学院眼科教研组。1986年，他的学生黄叔仁带领研究生及眼科医师完成了《临床眼底病学》专著，所获稿酬1万元全部捐赠给学校。为纪念张锡祺教授，学校特设立张锡祺奖学金，以奖励勤奋学习、品学兼优的学生。
图为《关于建立张锡祺奖学金的决定》
张锡祺已然驾鹤西去，然而他的著作长存于世，他的座右铭“惟有善人，能为良医”，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安医人。正如早年他在《我毕业后的志愿》中所写的那样：“用十二万分的脑力去研究丰富的学问，养成优良的品行，锻炼强健的体格，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物，去替国家谋幸福”，张锡祺教授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