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琦元（1891-1964），江苏江阴人。东南医学院创始人之一，首任校长。早年毕业于千叶医科大学。1926年5月与汤蠡舟、陈卓人等发起创办东南医科大学，并担任校长。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郭琦元带领东南医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战地救护。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郭琦元带领200多名师生员工以“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服务团”名义，开赴闸北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病员。11月，郭琦元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负责人，跟随抗战部队奔赴抗日前线，为夺取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46年，郭琦元回到家乡江阴杨舍创办乡村医院。
以医报国参加北伐
1891年，郭琦元出生于江阴县杨舍乡（现张家港市）的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郭琦元，字颉韩，七个兄妹中他年龄最小，自幼聪明好学，深得家人疼爱。郭琦元在青年时考取公费留学名额，东渡重洋，留学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一同创办东南医学院的好友汤蠡舟、张锡祺等人。留学之士，时常聚在一起，畅谈报国理想。
郭琦元学成回国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得到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的拥护。立志以医报国的郭琦元在亚东医科大学任职不久，便毅然南下广州，参加北伐战争，任黄埔军校陆军医院内科主任。在陆军医院工作期间，一位大眼睛的活泼少女深深印入他的脑海，她就是日后对其影响最大的一位女性，也就是他的夫人——内科护士长郑玉英。一位是留学归国的热血青年，一位是开明商绅的大小姐，俩人的自由之恋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南方引起了轰动。
郑玉英，字皎然，1904年出生于苏州饮马桥一号一座花园式的郑家大院里。其父亲是一外资洋行的买办，经常来往于德国、上海之间，眼界开阔，思想开明。当时，郑玉英希望参加北伐战争，遭到吃斋念佛的母亲强烈反对，最终在父亲的支持下，如愿成行。
战争硝烟下两人的爱情之花，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自由开放。不久，他们的长女郭兰君出生。北伐战争向中部推进，郭琦元携家人随军转入武汉陆军医院。1926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郭琦元重新回到上海。
变卖嫁妆创办“东南”
战火燃烧下的中国，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疾病蔓延。上海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战争的压力下，艰难运行。很多医院的地下室都腾出来作为病房收治病人，医护人员、药品和各种医疗器械奇缺。当时，由国人自办的医科大学如同德、南洋及亚东等也面临着办学危机。
受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学潮之影响，亚东医科大学因学生罢课而无法继续办学，正值北伐军出师上海，亚东医科大学停办，学生流离失所。应学生代表之邀，郭琦元决定创办私立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其挚友汤蠡舟、缪征中、陈重臣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医界志士一致赞同。立校之才已聚，办学之资尚缺。经费短缺的困难横亘在郭琦元面前。
为支持丈夫办校，出身富家的郑玉英毫不吝惜，变卖嫁妆，联系亲友，四处筹借钱款。为此，日后数年家中举债度日。每到年底，郭琦元一家老小就在讨债者的敲门声中度过。
1926年5月29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以“医国医民、仁心仁术”为宗旨的私立东南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终于创立，地址在南市沪军营外马路363号，实行校院合一，郭琦元为校长。学生主要来自原亚东医科大学，同时收留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学生。
9月10日，东南医科大学开学，首期招收医学专科4级学生170人，缪征中任教务长，汤蠡舟任医务长兼医院院长。医院总院设在沪军营，另在法租界萨坡赛路229号设有分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齿科、X光室、化验室、临床检查室、手术室和药局，共约床位50张。
1930年1月，因国民教育部变更大学体制，单科不设大学，学校更名为东南医学院。医院随之更名为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东南医学院院长郭琦元兼任医院院长。同时，添设生理实验室及标本室。11月16日，上海光华眼科医院院长张锡祺教授，应郭琦元院长之邀，就任东南医学院眼科学教授。
1931年3月，南洋医学院停办，210名学生转入东南医学院。郭琦元院长以他曾任北伐军少将军医的名望，动员社会力量，购置沪西桃浦西路真如校基53亩，并率师生植树。5月28日，真如新校破土动工兴建，迄9月建成新校舍十余座。学校迁入新址后，学制改为6年。原沪军营校舍全部改作东南医院，设有床位40～50张，承担学生实习任务。优美的环境，民族式的建筑，齐备的教学设施，加上一流的师资，使东南医学院蜚声上海。但不久，校园的宁静即被战争的枪声打破。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犯淞沪。真如校舍沦入战区，凡百余日，损失惨重。应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倡导，郭琦元院长率东南爱国师生组成“国难救护队”支援英勇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医院内设国民革命军伤兵收容所，履行救死扶伤的使命。
再别上海转战西南
1937年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为了支援抗战军民，郭琦元院长将东南医学院（真如校区）改作伤兵医院。不久，日本侵略者的战机对上海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东南医学院（真如校区）及沪军营总医院被炸毁。郭琦元院长带领200多名师生员工，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闸北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抗日伤病员，为时三个月。11月上海沦陷。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总队负责人的郭琦元，别离妻子、女儿和出生不久的幼子郭世龙，奔赴抗日前线，后转战于大西南。途中，与他随行的岳父病逝于安徽屯溪。因他出行仓促，对学校及医院管理事宜未有详细交代，重任随即落到夫人郑玉英的肩上。
沦陷的上海，出城的道路已被封锁。浓浓硝烟闯进了医学院宁静的教室，学校在炮火中摇摇欲坠。眼看创立不久的学校和医院将在炮火中化为废墟，但一大批价值不菲的医疗仪器和教学设备却还没来得及安全转移，郑玉英的心提了起来。
为保护学校和医院财产的安全，郑玉英设法疏通相关人员，穿过封锁线，连夜将十余台显微镜、X光机等贵重医疗仪器转移到法租界萨坡塞路（今淡水路）229号自家的宅内。虽然只抢救了一部分，但学校因此得以保留。日后，站在真如校区东南医学院以及沪军营总医院被炸成废墟的旧址上，郑玉英不禁潸然泪下。
郭琦元离沪后，张锡祺临危组建校务管理委员会，接任学校管理之职责。郑玉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也依靠张锡祺院长的补给。他们每次来到张锡祺院长家，张院长都留他们吃一餐，并尽力供给他们生活费。
抗战期间，学校按照国民政府卫生部相关规定，设有物理、化学、生物、生理、解剖、病理、细菌等基础课程，同时开设日文、德文，临床各科齐全。1943年，学校动员校友捐款，把汽车间改为解剖室，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学校教学都是依赖教授们义务授课，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学生已不逾百人。
立志长远扩建“东南”
抗战八年，携带两个孩子蜗居在萨坡塞路不足20平米的宿舍里的郑玉英女士，很少听到丈夫郭琦元的音信，日夜陪伴她的是附近教堂准时敲响的钟声。昔日花园式的私宅，因丈夫“医学报国”的理想而改为学校和医院，并在张锡祺等校务委员会成员的努力下，在炮火下惨淡经营了八年之久，其中的艰辛，郑女士无法与丈夫郭琦元倾诉。
八年，在黄浦江上荡漾着教堂传来的钟声里度过，在日伪沦陷区大街上时时传来尖锐刺耳的警笛声中度过。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夜里，教堂的钟声响了整整一个晚上。钟声歇时，黄浦江头已被旭日染红。中国迎来了抗战胜利！
1945年底，郭琦元从大后方返回上海。在20周年校庆聚会上，校友们众口一词地发出感叹：“东南有今，师母功不可没！”此语落定，郑女士心中郁积八年的泪水，夺眶而出。
战后百废待兴，郭琦元准备在制造局路546号扩建校舍及医院，中途，领中将之衔的郭琦元离沪赴宁，接收原日本陆军医院。返回后立即参与张锡祺等人筹备新校建设事宜。经过战火的洗礼，东南医学院作为私立学校，正常运行都存在困难，扩建新校更是谈何容易。当时学校及医院的正常开支主要来自张锡祺创办的光华眼科医院，当工资发不出时，张锡祺院长将自己的家作为职工宿舍供职工居住，并供给职工伙食。
为了扩建新校，1946年11月，学校成立筹备组，策划并举行义演募捐活动，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等赴约参加义演，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助建校。新校舍建成后，部分工程款无法还清，郭琦元、张锡祺等人叩请施工方，将不足款项算作奖学金予以捐赠。校舍修缮一新后，学校迁入新址。原萨坡塞路房舍全部改为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即东南医院，由李祖蔚博士任院长。当时，医院有床位约50张，各科齐全，医疗制度健全，尤以眼科闻名。
跌宕人生沉静书海
1947年初，郭琦元因卷入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受到排挤而惹上官司。为不连累家人，郭琦元只身一人回到江苏老家江阴县杨舍乡，从此痛别东南，东南复兴之事成了相思之景。
郭琦元来到乡下，看到老家缺医少药，于是就办了一个乡村诊所，用其所长为父老乡亲服务，同时又能维持自己生计，培养一些对医学感兴趣的后生。如此生活，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的1951年。
当时，中央出台政策，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旧部，通过审查、学习可以重新安排工作。1951年底，郭琦元到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任职。1954年，郭琦元作为中国红十字会领队之一，随西北巡回医疗队支援西部卫生事业，后应西安医学院之邀，留校教授解剖学。后调至该院图书馆任馆长，书香相伴，直至1964年1月病逝。
遵照郭琦元的遗愿，他的遗体被捐给西安医学院作教学解剖之用，骨灰撒向祖国大地。郭先生生前转辗祖国山河，死后魂归华夏大地，碌碌一生，从医始，献医终，不失医学报国之志！（吴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