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之初：沪上医学教育的艰难起步
“中华之教育不振久也，外受各国文化之侵略，内被各派学阀之把持，奄奄一息，生气全无，而其中尤以医学为甚。良以国家既无提倡之诚，而外侮内讧纷乘其后……琦元有鉴于此，爰不揣绵薄，创立东南医科大学，以提倡激励及发挥吾中华民国国民学术上之真精神，与真国民性之教育为本旨……为中国教育计，为中国医学计，有以扶助之也，聊布微衷，鹄候明教。”翻开这本泛黄的、1927年3月印制的《东南医科大学暂行章程》，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东南医科大学首任校长郭琦元撰写的《创办本大学宣言》。这份宣言为我们解答了东南医科大学之由来。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战争的压力下艰难运行，而国人自办的同德、南洋、亚东等几所医科大学，都遭遇到严重的办学危机。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郭琦元先生深感医学不振、人才匮乏，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他力邀有识之士汤蠡舟、缪澂中、陈卓人等人，决定筹建新的医学院校。风云际会，志同道合，一所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就此诞生于沪上。
图为东南医科大学丙寅级同学毕业照
1926年5月29日，郭琦元等人租赁上海南市沪军营外马路363号为校址，薛家浜陈宅为学生宿舍，另设东南医院以备学生实习。校名取亚东之“东”、南洋之“南”，定为东南医科大学。首批学生还包括亚东医科大学失学学生，增设二三年级及丙寅特别班，因此也产生一个特别现象，当年招生次年即有丙寅级毕业生。郭琦元为首任校长，缪澂中为教务主任，蔡和钦为辅导主任，刘之網、瞿直甫、夏慎初、汤蠡舟等为教授，汤蠡舟兼任东南医院医务长。
沪军营路位于黄浦江边。2008年版的上海市地图上还有“沪军营路”，为一条近靠黄浦江、南浦大桥引桥西南侧的小路。如今，地图上已经没有“沪军营路”，取而代之的是南浦大桥公共交通枢纽站。
真如校区：短暂而美好的发展时期
1926年至1929年是东南医科大学初创时期，学校以“本校以教授高深医学学术养成硕学闳医界人才为宗旨”招收学生。1930年1月，校董会遵照教育立法变化要求，将校名改为东南医学院。学校修订组织规章制度，继续聘请知名教授任教，师生乐于教学，成就斐然，呈现一派新气象。
图为东南医学院校舍
1931年2月12日，学校在真如桃浦西路购置校基53亩；6月1日开工建设；9月20日，新校舍建成，师生全部迁入真如校区，原沪军营校区充为医院总院。当时校园环境十分优美，西临国立暨南大学、真如火车站，东临国际无线电台，连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农舍，校北面是私人黄家花园，校门南有一条5米宽的小河，东流直达海上，是水上交通要道。新建校舍附近，很快出现饭馆摊贩、大小汽车站等，一时热闹繁华。此外，附属医院在老西门和南阳桥还有两个分院。
据《桃浦乡志》记载，东南医学院真如校区建在桃浦乡三千里村地块内，与国立暨南大学相邻。如今，国立暨南大学已不复存在，上海校友会多番考证探寻，确定真如校址为今同济大学沪西校区北面的荣和怡景园一带。
抗战烽火：校舍被毁，艰难迁址
好景不长，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真如校舍全部被日军占领，校区损毁严重，仪器文件图书等都遭损失，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行李书籍悉被劫掠。此后，学校经历了艰难的重建历程，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1933年春已恢复到战乱前的景象。1935年11月，附属医院在法租界萨坡赛路租洋房数座开设分院。
然而，1937年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真如校区及沪军营总医院被炸毁，上海沦陷。经过“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劫难，东南医学院尽成废墟，一切建筑、设备与图书，经此浩劫，破坏与散失殆尽。面对国难，东南师生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韧性。他们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毅然踏上了艰难的救国救民之路。
一部分师生奔赴抗战前线。郭琦元院长因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负责人，经常随抗战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辗转苏、浙、皖、云、贵、川等地。以郭琦元院长和汤蠡舟院长为首，他们动员大批优秀专家和高年级学生加入救护队，亲率救护总队奔赴前线，直到抗战胜利。另一部分师生留守于沪，学校被迫转移至法租界萨坡赛路29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
萨坡赛路校区：毁家纾难，共济时艰
念及古训“多难可以兴邦”，学校同仁鼓足勇气，重振旗鼓，力图恢复。在萨坡赛路上课时条件最为困难，一年级学生多，在会议室上课，二、三、四年级各占用其他房间，但是毕竟学生多教室少，经常几百名学生挤在五六个教室里轮流上课，有时候上一届同学刚上完课就得马上让出来给下一届学生继续上课。东南医学院的教授们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不领工资，共同努力，坚持办校。
学校一时无人管理，后推选张锡祺履行院长职责，1946年正式出任院长。张锡祺在苦心创立和经营光华眼科医院的同时，热心于医学教育，与当年在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同学、挚友汤蠡舟、陈卓人、赵师震等不避艰险，力图复兴东南医学院，打破外国人在中国垄断办学的局面，为中国医学教育树立一面独立自主的旗帜。还有部分留沪的教授与校友，如陈重臣先生、惠墨绳先生，也都与张锡祺教授一起同心协力，努力维持艰局。半工半读的学生也来协助，如1947届的高志华同学、1945届的徐将谦同学等。
当时，反动政府对私立医学院不仅不支持，而且百般刁难。在东南医学院濒临绝境时，为了能坚持把东南医学院办下去，张锡祺毫不气馁，将光华眼科医院的收入，悉数交给东南医学院作为办学经费，直到上海解放，几乎到了毁家纾难的程度。张锡祺除自己全力资助外，还发动校董、校友及学生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共济时艰。
抗战期间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聘请名教授付讲课费是一大支出；由于时局动荡，人心不安，名教授也不愿来授课。张锡祺及陈卓人医师等人经常上门叩头，请求教授帮忙授课，大多数的教授都是义务或半义务的授课，生活艰苦。当时还聘请台湾大学的病理学叶曙、妇产科李枝盈教授来授课，他们一年来几个月，集中讲课。特别是叶曙教授，在张锡祺的支持下，动员学生捐款（每人捐储备票1000元）并一起动手，将萨坡赛路学校内的汽车间改建成尸体解剖室，还制作了四张解剖台，并向普善山庄要来了四具尸体，叶教授带领学生做尸体解剖。尸体解剖室的建成，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另外，在学校经济困难期间，一些校友也献出了爱心，义务授课，或将工资捐献给母校。这些老学长有：第三届（1928年）毕业的李雨生教授担任教务长，第五届（1930年）毕业的蒋本沂教授讲授公共卫生学，第五届（1930年）毕业的王翼恢教授讲授外科学，第七届（1933年）毕业的冯固教授讲授解剖学和组织学，第七届（1933年）毕业的姚瑟石教授讲授外科学，第八届（1934年）毕业的沈金祥教授讲授眼科学，第八届（1934年）毕业的胡秉奎教授讲授内科学，第八届（1934年）毕业的戚冠六教授讲授耳鼻喉科学等等，以后还有不少校友先后回校承担教学任务，这是他们对母校的一大贡献。
图为东南医学院师生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战地救护路线图
抗战期间，学校还培养了一大批爱国学生，如任国祥、朱仲丽、马丁、陈应谦等，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为创建新中国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造局路校区：义演募捐，再图发展
1945年，郭琦元从大后方返回上海，因萨坡赛路校舍及医院太狭小，与张锡祺等筹备扩建新校舍并选址制造局路。张锡祺寻得地皮后，亲自到房主刘某家中商谈，请其出售。刘某要价很高，经多次商谈还是少20根金条。张锡祺忍辱下跪，苦苦劝说，刘某深受感动，终于同意出售。但他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以少交的20根金条设立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基金会，奖励有培养前途的清寒优秀学生。张锡祺立即满口答应，终于将这块地皮和房子购为东南医学院所有。刘氏奖学金随即建立，之后每年都奖励几位清贫的优秀学生。
图为上海制造局路565号东南医学院
为了筹集资金，1946年11月30日、12月1日，学校策划两次义演募捐活动，邀请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言慧珠等参加，所得款项全部用于建设校舍。
有了这些款项，东南医学院制造局路新校舍建设大为改观。据档案记载，新校舍有一幢三层楼，一、二楼为微生物、化学、寄生虫、组织胚胎学、病理学等学科实验室，三楼有部分为男生宿舍；主楼的东、南、西三面都有较大的空地，东侧盖大礼堂，西侧建一幢两层楼的简易房，楼上是女生宿舍，楼下是厨房和食堂，东南侧建一排简易平房，主要用作解剖实验室。后来在大礼堂东面又购地盖了一幢两层楼房，作为男生宿舍。相关数据表明，当时学校有近8000平方米校舍，共有13个学科，30余名专职教师。学校迁入新校区后，原萨坡赛路房舍全部改为附属东南医院。
从1926年建校到1949年内迁安徽，东南医学院在上海二十三年间，多次搬迁，艰难办学，共培养毕业生1180人。这段烽火弦歌的历史，见证了老一辈医学教育家为中国医学事业独立自主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也见证了东南医学院师生在国难当头时毁家纾难、共济时艰的高尚品格。（张芳）
